(抗击新冠肺炎)解除隔离的内蒙古医疗队员:“有太多习惯和不习惯”

中新网呼和浩特4月7日电 题:解除隔离的内蒙古医疗队员:“有太多习惯和不习惯”

3月3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方舱医院奋战一个多月的内蒙古第2批、第3批医疗队员正式解除隔离回到自己家中。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有了太多“习惯”和“不习惯”。

高永文痴迷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本是西医出身,却对传统文化包括中医文化的“天人合一”“全人医治”等理念情有独钟,曾经自己花了一年半时间进修中医学。机缘巧合,2003年4月“非典”肆虐的高峰期,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找他会面,说内地在中医药抗击“非典”方面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应该借鉴一下”。

“每天为患者送饭,他们会自己主动来领餐,不让我们挨个送;患者情绪不高,我们会带领他们跳安代舞锻炼身体;病区里有七八个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每天他们会主动为自己量体温、做检测……”莎日娜说,每天和患者的交流成为一种“模式”刻在心上,现在有点适应不了。

随后,他带队到广东省中医院进行调研,并由此开启了邀请广东省中医专家赴港,两地专家并肩作战,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合作。“非典”之后,两地签署了合作协议,引进内地中医专家轮流来香港,参与临床、教学和科研,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排在种族歧视之后的德国主要歧视个案包括性别歧视(29%)、对残疾人的歧视(26%)、年龄歧视(12%)、宗教歧视(7%)等。

在高永文的诊所里,无论是小库房还是办公桌下,堆得满满当当的都是装满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大纸箱。“前几天更多,我这里就是一个中转站。”他笑着说。

2012年,高永文就任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五年任期内,他从未松懈过“防疫”这根弦,“我除了去日内瓦参加世卫会议,从不敢飞离亚洲区,出门前都先咨询旅行社,一旦有突发情况,最快可以搭哪班飞机返港。”他与时任副局长的陈肇始心照不宣地分任AB角,“总要留一个守在香港”。

“在方舱工作的一个多月,每天早晨会有来自医疗队的各项通知,会有人投食到房间门口,下班回到酒店要进行长达近一个小时的消杀过程。”虽然离开武汉已经20多天,当时的工作和生活“程序”依然历历在目。

2003年在“非典”肆虐之时,高永文临危受命,代理香港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直接参与了抗击“非典”的一线指挥。这次经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此后他在任职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的五年间,除了去日内瓦参加世卫会议,从不敢飞离亚洲区,就怕香港出现突发疫情。

谈及回家后让她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她说是每天见不到患者,不知道他们现在的身体恢复得如何。

“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17年来,高永文从未忘记过“非典”。

“香港在每一步都有布局。”高永文认为,随着控制人流、减少聚集等一系列措施到位,他判断疫情应该“基本可控”。

17年来从未忘记过“非典”

德国联邦反歧视局代理局长伯恩哈德·弗兰克当天表示,德国持续存在种族歧视问题,但在法律执行层面对于受害者给予的帮助不够有力。

莎日娜告诉记者,她和患者们都加了微信,现在每天都会和他们联系问候。

“这是个很沉痛的教训,从个体层面到管理层面,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我们自认为医学有多么发达,一个简单的病毒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给人类生命造成很大的损失。”香港开始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安全,成立了卫生防护中心,建了传染病医院,陆续投放了不少资源建立防护网络和健全相关机制,以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

抗疫期间,高永文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参与组织一些如“全港社区抗疫连线”的公益团体,为抗疫奔走助力。他一方面为捐赠方和需求方做好联系对接,另一方面,他们成立了由13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开设抗疫情绪支援热线,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务。此外,他们还与浸会大学合作,将其捐赠的5000份预防新冠病毒中药冲剂,派发给高危群体,特别是长者。

莎日娜开玩笑道:“毫不夸张地说,到饭点儿我都会不自觉地向门口望一眼,看看投食的小伙伴到没。”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高永文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地医疗合作。虽然今年的两会延期,但他的提案已经早早准备好了,三个提案都是与两地特别是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有关。

在高永文诊所的墙上,一幅由国学大师饶宗颐在百岁生日当天亲笔挥毫相赠的“仁心”二字,分外醒目。

“我这里就是一个中转站”

经过“非典”一役,高永文深刻认识到公共医疗系统的重要性,在医疗资源配置上他有意对此有所倾斜。当年有四块地可以建私家医院,他只用了两块,其余的用来建公立医院,始终警觉“不能让公立医院体系萎缩”。

“这些都是有心人捐赠的,之后要派发给有需要的群体。”高永文说,“香港有很多人在做(抗疫)这个事,我只是其中一员。”

莎日娜向记者回忆道,在武汉沌口方舱医院工作的那段日子,医疗队和患者结下不解之缘,从患者的不信任到大家抢着帮医疗队员干活儿,“我们就像一家人。”

联邦反歧视局掌握的个案以涉及工作领域的为最多,达36%。其表现为职场歧视或就业歧视。其次有26%的个案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如租房、购物、就餐或购买保险、使用银行服务等。(完)

卸任后的高永文重新做回骨科医生。记者看到,在他诊所的小库房里,堆着一人高的整箱矿泉水,还有几个大纸箱,里面都是可重复使用的口罩,以及消毒洗手液。

“‘遭受不公正对待且被置之不理’的情绪随着时间推移将造成严重后果,并将威胁到社会团结。”他表示,歧视正在撕裂社会。为此,德国联邦反歧视局敦促联邦和州一级立法机构采取包括改革《一般平等待遇法》和对政府层面的歧视行为采取更坚决的措施等做法,以有效改善受害者法律地位,为其提供更多援助选项。

在高永文心里,从医是崇高的事业,“好好治疗和保护病人是医生的天职”。在香港,医护人员的专业精神有目共睹。但在疫情暴发初期,受一些政治因素影响,一些医护人员一度采取了所谓的“罢工”行动。高永文说,大敌当前,医护人员要团结一心抗疫,新冠病毒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底线就是不能牺牲病人利益。”

“习惯了每天卡着时间洗热水澡,回家后也总是看着时间洗澡。”莎日娜笑道。

两地合作抗疫空间广阔

习惯了紧张有序的方舱工作,回到家的莎日娜清晨自然醒的时间自动调整到6点。“起床后先刷一遍新闻,主要关注湖北疫情的实时动态。”

“回家一周,每天早晨6点准时醒来,赶紧摸到手机看看医疗队工作群里有什么最新通知……”7日,内蒙古首批解除隔离的驰援湖北医疗队员莎日娜如是告诉记者。

让莎日娜最无法改变的就是消杀过程。在前线工作的日子里,医疗队员们每天下班回到酒店除了在大厅消杀棚进行消杀外,一进房间门须再进行一波手消、喷消、换鞋、换衣服……同时,必须洗半个小时以上的热水澡。

回家后,莎日娜把家里的消杀用品都摆放到门口的鞋柜上,但凡外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把自己从头到脚“消杀”一遍。

结束在行政管理岗位的任职后,高永文再次回到他热爱的临床工作,做回了一名骨科医生。

图为患者与医疗队员在方舱医院合影。受访者供图

全球不时暴发各种疫症,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每日有来自全世界的人流物流进出,要守住香港公共卫生安全,高永文深知“挑战特别大”。

香港的公共防护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每天确诊病例多是境外输入,而香港在不封城的情况下,只能依据基本公共卫生原则处理,其中检测、隔离、接触追踪是最重要的三步,并且要相互配合,方能见效。

“我们约定,明年花开时,医疗队再去武汉,和方舱医院的患者们真容相见。”(完)

2003年3月“非典”疫情在香港暴发,作为医管局一线指挥官,高永文目睹了疫情的惨烈,香港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薄弱也在疫情中充分暴露。

不仅是中西医合作,在“非典”之后,内地与港澳已经建立了三地联防联控机制,每年都举办高层工作会议,专家也会定期研讨交流。4月7日,高永文在自己的办公室参加了一个视频会议——“2020IMECC·新冠肺炎防治全球医界高峰论坛”线上公益研讨会,不少国内外专家参与研讨,特别是一些直接参与了武汉方舱医院运营的内地专家在线分享他们的实操经验。高永文说,这些经验非常有价值,香港医疗界对此非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