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大证券先后发布了两则仲裁结果,均涉MPS事件。

5月11日晚间,光大证券发布公告称,下属孙公司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光大浸辉支付申请人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本金4亿元及相应预期收益、律师费、仲裁费等相关费用。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垃圾分类的国家,也是实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据统计,目前德国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65.6%,成为全球垃圾分类水平最高的国家。

在公告中,光大证券表示,公司将督促光大浸辉按照司法程序积极应对,履行号相应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者权益。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19年度集体了相应预计负债,目前,哦公司经营管理情况一切正常,财务状况稳健,流动性充裕。公司对相关事项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并将及时披露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比如韩国首都首尔每天仅产生的厨余垃圾就有2800多吨,这对人口密集地区的垃圾分类和处理实在是个考验。从1995年起,韩国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并根据居民的排放量收费。

此前,光大浸辉牵涉的另一起仲裁也迎来结果。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被申请人光大浸辉、暴风(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群畅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深圳恒祥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本金1.5亿元及相应预期收益、律师费、仲裁费等相关费用。

但在100多年前,垃圾也曾给这个美丽的国度带来巨大困扰。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有力,人类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张军说,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中方将一如既往,以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日本垃圾分类的历史也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性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实现垃圾分类责任明确,有完善的奖惩制度并严格实施。如其中有一项“废弃物非法投放罪”,胡乱丢弃废弃物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如胡乱丢弃废弃物者为企业或社团法人,将重罚3亿日元。不良记录者,将来该户居民孩子的上学、就业,甚至出国办签证都会受到影响。

这场“垃圾战争”对东京市政的影响不可小视,东京都政府由此意识到市政改革的重要性,特别是垃圾处理问题。为有效实施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尝试施行垃圾分类制度,并用焚烧替代填埋,国民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韩国将垃圾分为四类,分别是一般生活垃圾、食物垃圾、可回收垃圾和特殊大件垃圾。无法进行回收利用的都属于一般生活垃圾,必须放入专用袋中,人们可到附近超市或便利店购买。在首尔,各个区分别使用不同颜色的专用垃圾袋,袋子不能跨区使用,容量越大的越贵,20升容量的垃圾袋售价约490韩元,垃圾运输和处理费用都包含其中。此举就是为了促使人们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垃圾排放,并对垃圾进行精细分类。

英国每个城市在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方法上会有一些差异,通常情况下,垃圾分为六大类:可回收物、餐厨垃圾、花园垃圾、其它垃圾、大件垃圾以及医疗垃圾。垃圾桶有不同规格的标准化设计,与清运车配套使用。居民需将不同种类的垃圾袋或垃圾桶按照规定时间放置在指定地点。扔垃圾时要将垃圾桶盖扣合,绝对不允许垃圾漫过盖子,垃圾放错地方会受到处罚,罚款额高达2500英镑,严重的还可能遭到起诉。

为了对垃圾处理进行规范,澳大利亚有着较为健全的环境立法,并且各州也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法规。如昆士兰州制定了《垃圾回收战略》,对于超过标准进行垃圾排放处理的企业,进行征税;在新南威尔士州,如果个人乱丢垃圾,可被罚款5000澳元。如果企业对垃圾处理不当,最高可被罚款500万到700万澳元。除上述处罚措施外,政府还鼓励市民积极举报违规者。此外,澳大利亚垃圾分类回收十分重视社区居民的参与,以悉尼推行垃圾分类为例,市议会召开各种论证会、听证会,反复地和民众沟通,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有关垃圾分类的规定。

养成良好习惯,非一日之功。

如果生活垃圾混合放在一起,可分类利用的垃圾量就会减少,反而加大了垃圾填埋或焚烧的处理量。由于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有限,无法进行焚烧的只能通过填埋方式处理,那么城市将不得不增加填埋用地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垃圾处理需求。

江东区从1655年开始就是东京(当时还是江户)的垃圾填埋地。到了1964年,都政府要在此地修建第15号填埋场时,饱受其害的江东区政府和当地居民强烈抗议,虽然都政府保证,将在1970年结束垃圾填埋,此后的垃圾处理会在各区分别进行,但这份承诺并未落到实处。到了1971年,平均每天仍有5000多辆垃圾车驶入江东区,导致交通堵塞、蝇虫肆虐、污水乱流、恶臭扑鼻,于是江东区居民采取阻止垃圾运送车进入等行动抗议这种处理方式。东京都政府也曾将垃圾运到北海道、四国、九州等地,均先后受到抵制。从上世纪70年代初,这场激烈的“垃圾战争”持续了500多天,最终由政府部门、企业和市民达成共同治理垃圾的方案。

据介绍,处理废弃尿不湿将采用已有的食物垃圾粉碎技术。在洗手间安装尿不湿专用粉碎机后,人们可把残片直接冲进下水道,无需等待垃圾回收,这将大大减轻育儿和护理负担。由于废弃尿不湿残片冲进下水道将考验日本的污水处理能力,专家小组将验证由此给污水处理带来的影响,争取5年内进入实用阶段。这一制度将首先在养老院和医院推行,继而争取推广至普通家庭。

此外,德国还是最早为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其实行的是“连坐式”惩罚措施。如果垃圾回收公司人员发现某处垃圾经常没有严格分类投放,会给附近小区的物业管理员以及全体居民发放警告信;警告后仍未改善的,公司就会提高这片居民区的垃圾清理费。通常,收到警告后,物业与居民自管会将逐一排查,找到“罪魁祸首”,要求其立即改善。根据2019年的德国罚款目录,违法弃置垃圾的罚款额度因恶劣程度不同在10欧元到5000欧元不等。

“安理会是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履职,公正、透明、高效、务实,是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秉持的根本原则。”循着这个思路,2月下旬,作为候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张军主动加强同联大主席、经社理事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等沟通协调,争取形成更大合力。中方还制定散发了3月工作指导意见,增强通报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求各方严格遵守会议时间和发言时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摆脱了战争重创的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垃圾量剧增,垃圾乱丢现象随处可见。1965年东京市中心23区的日均垃圾生产量为7903吨;而到了1971年,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3971吨,增加了77%。更令人头疼的是,其中只有三成垃圾可焚烧处理,剩下的只能依靠填埋解决。

废弃尿不湿为垃圾处理添难题

20世纪初,由于工业的飞速发展,致使德国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工业垃圾,再加上涌入的成千上万名产业工人,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成了最令城市管理者头疼的事。如何处理这些生活垃圾?填埋、焚烧以及分类再利用是城市管理者给出的几个解决方案。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由于在垃圾收集的前段没有进行分类,导致燃烧垃圾时产生的异味实在令人作呕,焚烧方案率先出局。

在落实推广垃圾分类制度的道路上,法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发挥了很大作用。巴黎等城市都有专门负责环保和节约的政府部门,经常举办宣传和演示推介活动,还负责不断制定鼓励措施。自1992年法国正式推行垃圾分类以来,5000多家企业投入约70亿欧元支持全国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工作。至今,法国共有超过4000万吨废弃包装垃圾得以回收,并经再处理后被制成纸板、金属、玻璃瓶、塑料等初级材料,或转化成石油、热力等能源。

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受老龄化影响,面向日本国内市场的成人尿不湿产量在2016年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74亿片。婴幼儿尿不湿产量也达到139亿片,为历史第二高。

张军说,防疫期间,为保持安理会日常工作透明度,中方及时通过网站、推特等预告视频会议安排,积极扩大信息公开,推动安理会尽可能在视频会议后发布简短主席媒体评论,多方式、多渠道保障各方充分了解安理会最新工作动态。

在新西兰也是如此。每个垃圾袋所装重量、内容以及包扎封口都有详细规定。以首都惠灵顿为例,单个垃圾袋不得超过15公斤。如果超重或者垃圾袋破损,将不予回收。政府指定的垃圾袋经过特殊降解处理,结实耐用可回收,在各大超市均有销售,价格也比较高昂。

别以为将垃圾分类贯彻到底只是单纯依靠民众的自觉性,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都离不开细致、严格乃至严苛的立法做后盾。

“疫情拉开了‘社交距离’,但挡不住安理会行动的脚步。”张军表示,安理会正常履职本身就是抗疫努力,向世界传递着信心和力量。3月份,安理会仍通过了6份决议、1份主席声明、5份主席新闻谈话,多次发表主席媒体评论。安理会还就疫情对有关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讨论,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人道主义援助无障碍准入,保护维和人员安全,呼吁国际社会为有关国家抗疫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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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日本扔掉一只饮料瓶要经过几个步骤吗?至少五个。一是取下瓶盖,撕掉包装纸,这两样要作为可燃垃圾扔掉;二是用清水冲洗瓶子;三是压扁;四是装进袋子里,拿到垃圾收集处;五是在指定的日子,将垃圾袋放至指定的垃圾收集点。星期几扔什么垃圾、几点扔、什么垃圾装什么样的容器或袋子里……日本的生活垃圾分类细致严谨,不同地区处理方式不同,有些地方高达30多种分类、500多项条款。难怪很多人对日本的垃圾分类感触是“规矩多如牛毛,对居民近乎苛刻”。

精准分类非一日可功成

由于日本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每类垃圾只能在指定日期统一回收。对一些需要看护小孩、老人的家庭来说,错过回收日意味着废弃尿不湿要在家里多放好几天。

垃圾分类仅仅是垃圾产业链中的第一步,但这直接关系到终端处理的质量和效果,因此,各国多举措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使得倒垃圾充满了学问。

“东京垃圾战争”就在此时爆发。由于当时东京市内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已逐渐饱和,不得不开拓新的场地来处理不断增加的垃圾量。为此,东京都政府一方面为可燃垃圾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厂;另一方面,决定将不可燃垃圾统一运到江东区南部进行填海处理。

用过的尿不湿该如何处理?别小看它,这一难题让不少日本家庭头疼。日本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专家小组,论证从下水道冲走废弃尿不湿残片的可行性。

韩国在实施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之初,乱扔垃圾、不用垃圾袋的情况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韩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如未在规定时间或不按分类规则乱扔垃圾,将面临10万至100万韩元不等的罚款。从2000年开始,韩国补充实施了“垃圾违法投放举报奖金制度”,奖励额度最高可达处罚金额的80%。首尔市还推出了垃圾分类监管体系,由警察、环卫工人等参与管理监管,并在小区垃圾投放处设置摄像头,这对随意乱扔垃圾的行为起到监督作用,垃圾分类逐渐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近年来,随着各国环保意识的增强,垃圾的能源化与资源化得到重视,不少国家正在努力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目标。

德国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物避免产生和废物管理法》,40多年来,经过不断完善和改进,如今在垃圾分类方面立法严谨,责任清晰。垃圾处理遵循“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企业不仅对生产过程中的废料处理负责,还要承担回收利用其商品包装物的责任;居民产生的垃圾也必须付费,交由专门机构处理。截至目前,德国联邦及各州有8000余部环保法律法规,欧盟还有400多部法规在德国执行,德国政府有50万人在从事环保法律法规管理及执行工作。

1907年,柏林夏洛滕堡区开始试点对垃圾分类。虽然城市管理者制定的最初的垃圾分类方案仅有三大类别,但并未得到居民的认可,再加上没有配套补贴政策等因素,垃圾分类方案很快以失败告终。此后,垃圾填埋便成为柏林人处理垃圾的默认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垃圾分类概念在德国再度被提及,但这与环保无关,更多的是针对战时经济的金属类垃圾、废旧塑胶等制品的再利用。战争结束后,垃圾分类再度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但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垃圾分类是循环发展的必由之路,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推行这个计划。

以干净整洁闻名于世的日本,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的城市垃圾处理也非一日之功,今天我们所见的井然有序,其实是由一场旷日持久的“垃圾战争”引发的变革。

即便是在以“世界上最严谨”而著称的德国,经历了上百年的磨合,垃圾分类体系依然无法称之为“无懈可击”。据德国《时代报》的报道,德国大城市分类垃圾桶的误投率高达40%,尤其是“其它类垃圾”误投率更是高达60%。尽管详尽的垃圾分类列表可以在网上以及市政厅免费领取,但垃圾分类中有很多琐碎问题,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考证,如“用过的纸尿裤属于哪种垃圾”等。

更严重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德国经济再度崛起,腰包鼓起来的人们迅速拉动了各种消费需求,他们甚至将繁杂的包装视为衡量产品优劣的标准,甚至还会攀比包装垃圾的数量。到了上世纪70年代,工业污染导致的酸雨造成欧洲森林大面积死亡,导致德国能源危机,这才让人们真正意识到节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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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多国家处理特殊有害垃圾和资源垃圾是免费的,但对于其它垃圾则是通过指定垃圾袋或按垃圾体积付费。

立法为垃圾分类保驾护航

目前,很多国家已将垃圾分类纳入幼儿教育中,老师带领着小朋友一起参观垃圾回收站,学习垃圾分类回收;一些中小学还专门开设环保课程,从源头对孩子进行教育,让他们从小接受节能和环保教育。

如果市民要处理家具之类的大型垃圾,要到小区管理事务所或所在地区的行政机构网站上报备、缴纳垃圾处理费,再申领垃圾排放单,最后,再把贴有排放单的垃圾放到指定位置。如果有人偷偷地扔掉大型垃圾,可能会面临最多100万韩元的罚款。

(封面图来自:摄图网)

垃圾与人类如影随形。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对原料进行完全利用,必然会产生一定量的废物。在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人类对产品的消费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垃圾。如果任其不顾,大量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电子垃圾和医疗垃圾等就会侵入环境,对大气、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严重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自身健康。

继上海进行垃圾分类之后,北京于5月1日正式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1973年,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布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同时,催生了环保政党绿党这一当今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此环保理念在德国深入人心。为保护树木,德国民众自发地从回收纸张开始对垃圾进行分类。上世纪80年代后,大量废旧玻璃以及废纸张回收桶陆续出现在各个居民区,为此后德国的循环经济积累了经验。

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介绍,针对疫情挑战,中方及时调整工作计划。3月前两周,安理会工作基本维持正常,但针对疫情防控需要,中方采取了相应防范措施,包括要求各国参会人数控制在3人以内,将内部磋商改至空间更大的安理会厅等。随着美国疫情蔓延,根据联合国和纽约市防疫规定,安理会成员到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面临重重困难。中方同各成员一道,探索新的会议模式和讨论方式,在安理会工作史上开创了两个“先河”:安理会首次举行视频会议。3月24日,安理会成员第一次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讨论刚果(金)特派团工作。视频会议由此成为一种工作新模式;安理会首次以书面投票程序通过决议。3月30日,安理会成员通过致函秘书处表明投票立场、最终由安理会主席通过视频会议公布投票结果的方式,通过了4份决议草案。